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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re: Statue de bronze prenant son repos
ιternel dans le paradoxe : Malraux et la Chine Auteur: Qian Lin Sen Edi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nιe : 1994. (2). P. 71~76 长眠在悖谬里的铜像 马尔罗与中国 钱林森 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 安德烈·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 钱林森 任何艺术家的铜像都长眠在悖谬里，正是悖谬将铜像与读者结合起来马尔罗《新评论》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 1901.11.31976.11.23）是本世纪踏上过中国国土的为数可数的法国大作家[1]。许久以来，马尔罗的艺术铜像因其本人传奇的身世和文学创作而长眠在悖谬里。特别是当我们披览马尔罗与中国及马尔罗作品之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深深地陷入了悖论之中，言其与中国关系密切者证据凿凿、信誓旦旦，言其与中国无关者也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历数法国作家之与中国，还没有第二人像马尔罗这样众说纷纭、难定一尊。这种既真又假、亦深亦浅的关系目前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中。 我们承认马尔罗到过中国，但却不能承认他曾亲历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特别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我们承认马尔罗的《征服者》《人的命运》的背景、内容分别摹本于省港大罢工和大革命，但我们不能苟同于马尔罗是出于同情理解而采用了上述题材。 做为戴高乐政府的特使，马尔罗一九六五年访问中国，并且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为中美建交起过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把马尔罗看成共产主义的同路人甚至赞同者。正象他曾抗议禁演苏联影片、抗议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攻讦，我们不能将这种行为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同时、支持一样。 马尔罗曾经为季米特洛夫的释放而奔走呼号。 马尔罗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共和军以抗击佛朗哥法西斯。 马尔罗曾做过一名普通战士在二战中英勇抗击西方法西斯。 马尔罗因此成为一个热情、勇敢、有社会正义感、有顽强战斗精神的左民办作家、社会活动家、斗士和英雄。[2]因为马尔罗是一个拥有自己坚定的终要极关怀目标、志趣和情感倾向的作家，不能说马尔罗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正如不能说他热爱他耽留长久的印度支那一样。因为支持他终于行为活动的是他的人生哲学及艺术哲学。这是读懂马尔罗的关键。 一、生活过的亚洲 臆想中的中国 曾久有许多法国人和中国人都相信马尔罗是中国革命的战士，一九二五年广州起义的英雄（或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英雄的传说，马尔罗本人在传说的编造中起了作用。长久以来，当许多人就有关问题就教马尔罗时，马尔罗总是以颇似神秘的谈话、令人难堪的沉默、某些暗示、某种肯定的语气和意想不到的微露真情让人客观上相信了这个传说。印度支那归来后，马尔罗曾声称他所撰写的《征服者》有一部分来龙去脉源于自身经历。一九二八年夏《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出版了《征服者》，柏森的欧洲杂志介绍了马科恩·克劳斯翻译的本书，副标题竟冠以《广州战斗日记》；附在书后的作者经历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任国民党驻交趾支那委员，后任驻印度支那委员，一九二五年任鲍罗廷领导的广泛民族主义运动的宣传代表。五年后的一九三三年马尔罗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说自己曾是国民党驻印度支那和广州的委员。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如何呢？ 事实是一九二五年马尔罗仍在西贡办他的《印度支那报》和《锁链中的印度支那》，其中八月份产前往香港购买印刷设备，年底（12月）即因财政拮据返回法国。一九二六一九二年均在法国。这使完全排除了马尔罗有关中国广州起义及大革命亲历者或参与者的可能性。 马尔罗一生中到过中国两次。 1931年，与妻子克拉拉环球旅行、名义是为伽里玛出版社将要举办的哥特佛教和古希腊佛教比较艺术展览会搜集素材、途径伊朗、阿富汗、印度、新加坡、中国、日本、加拿大、美国，为斯近一年，是为马尔罗之终生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 1965年，做为戴高乐的特使于7月20日抵达广州，随后相继参观了洛阳、延安、西安、北京等地，并晤见中国领导人，为时15日。是为马尔罗之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 1927年前后撰写以广州起义为题材之《征服者》时，他于八月份仅仅在香港逗留过数日。省港大罢工始自25年6月19日终于26年10日，马尔罗有幸邂逅，耳闻目染。 1933年《新法兰西评论》连载以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中心内容的《人的命运》，伽里玛出版社同时出书。 马尔罗并不想用历史事实来描写这个中国若望·拉古杜尔说，马尔罗后来说世界开始与我的书相似起来了。马尔罗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创造了一个与真实一样真实的世界，他臆想的亚洲几乎与他所经历的亚洲一样。 但我们还必须记住拉古杜尔的另一段话： 马尔罗带来的亚洲，不是正在进行革命的巨人中国，而是愤怒的、饱受灾难和屈震的印度支那。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小说人的命运 马尔罗一生中代表作是反映中国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反映西方人在印度支那探险、掠宝的《王象大道》，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人的命运》和描写研内战的《希望》。因马尔罗的《征服者》特别是《人的命运》反映了二十世纪远东真实历史，而被人评作十部最佳亚洲题材小说。 我们已经说过，在撰写《征服者》以前，马尔罗没有到过中国，那么他是如何反映1925年的省港罢工的？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写我接朋友加林的邀请来广州参加加林新开的法国工厂工作时巧遇省港大罢工，我便由旁观者成了参与者，亲身经历并耳闻目染，便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品中主要写了征服者加林、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厌世恐怖主义者洪、加民党元老、民族主义分子、中国的甘地程泰诸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描写）畏之以罢工场面、市区示威（全景）、点面结合地反映了罢工的始末。 我们着重分析《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 又译《人的状况》）。小说着力塑造了京·吉索尔，起义委员会成员。卡托夫、另一位起义领导人。陈。一个狂热的个人主义分子以及老吉索尔、一个耽留中国的法国知识分子诸人形象，公正地说，马尔罗描写中国大革命的作品，主人公中仅仅有一个中国人陈（如同征服者中仅有一个洪一样），而且陈还是一个被基督文化洗过脑的中体西灵式的人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对中国革命感性体验与正确认识的阿喀琉斯脚踵，但能因此而责备马尔罗小说没有反映出中国著作的本质吗？ 从脉络或表面上看，《人的命运》真实地反映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阶级关系、政治力量对比，罢工者做为下层人卑贱而困苦的生活现状、起义组织者的深思熟虑任劳任怨、国民党上层与共产党的较量、列强与国民党右翼势力及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勾结，革命者义无反顾的就义以及反动势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此而言，《人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主流，从根本性质上并没有歪曲反映它的大事件。从客观意义上言，《人的命运》可以看作大革命的一个侧面的真实记录。 许多论者认为《人的命运》做为中国大革命的题材却没有真正写出一个纯粹的中国革命者或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对大革命的歪曲。侈谈革命，并以此伪装进步，实际上主张反革命[3]；或者认为；《人的命运》是一幅形象描绘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映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壮丽画卷，其主旨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血腥罪行，描绘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讴歌他们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4]，我们想问：究竟是德国人马尔罗误解了中国的革命抑惑是中国人曲解了法国作家的作品？ 了解马尔罗作品的钥匙应该是作者的创作动机。马尔罗没有谈过或涉及他为什么选取中国题材做为《人的命运》的骨肉，马尔罗对革命的态度是复杂的，正如他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态度。他即歌颂那种充满激情的幻想，又对革命的理想和实践疑虑重重。 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 依过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马克思是错的，尼采才代表真理。但根据马尔罗的上述政治态度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选择中国大革命做为题材并不是作者在同情、理解基础上的必然选择或情感自愿，相反倒有可能出自一种偶然。为什么要到亚洲去？这是基于对其它民族文化的关注，我们素养乃至于我的生命都因此不同凡响，这便是马尔罗偶然中的一种必然，马尔罗天生是一个优秀的艺术理论家艺术鉴赏家，对于东方（民族）文化的强烈兴趣出自于他的素养、他自小接受的熏陶，他生活的氛围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殖民化及对东方文化的猎奇（还可举出戈蒂耶、波特莱尔、克罗岱尔、吉卜林等），总之，他所谓的生命本能，促使马尔罗踏上交趾支那及远东的土地，甚至不光彩地盗取柬埔寨的深山古庙中的七块巨石拼成的四个非常漂亮的浮雕。选择中国大革命题材的可能答案是出于以中国文化的猎奇、迷恋或热爱。 但这远不是问题答案的全部。 在马尔罗的眼里，中国无所谓时间态，不恰当地说，马尔罗眼中的古代中国和现代的中国区别不大，因为他的着眼点是文化（艺术）形态而非历史形态，若望·雷马利曾分析过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步维克托·瑟加朗的后尘对中国人的意识、诸如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生死轮回、平仄声韵等，都作了巧妙的分析。选择中国大革命主要出于熟悉，否则《人的命运》很可能选择小桥流水平仄声韵。这完全取决于马尔罗的艺术理想： 我们希望这个词包含这样一个意义：努力使一些人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自身的崇高性。[5]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责备马尔罗没有反映大革命本质的理由，这也是我们觉得马尔罗既写了中国的大革命却不象中国大革命的缘由。中国大革命成为马尔罗达到自己艺术目的工具 那么，马尔罗的艺术目的何在？ 三、马尔罗与中国革命之谜底 马尔罗艺术画廊中的中国人是两个混血儿：一个是洪、一个是陈。洪是个接受了下班主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由于童年生活的烙印，他变成一个专杀显贵的枪手。一个没有理想的征服者。《人的命运》中的陈，他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被命运和拙劣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由于老吉索尔等人的启迪，陈亦成了先被路德教洗脑后又被西方文化荡涤的中体西灵式混血儿，在暗杀的恐怖活动中丧失自控力，成为一个向往死亡、惟有死亡方能解脱的大师级怪胎。 这就是马尔罗笔下的中国革命者。关于洪和陈，法国汉学家曾将他们与巴金笔下的杜大心（《灭亡》）比较过[6]事实上他们仅仅在手段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暗杀制造恐怖，但是前者是一种没有理想缺额目的的个人主义，而后者则相反，其理想、目的便是无政府主义，即巴金的安那其主义。 《人的命运》的其他革命者是京·吉索尔，据说是以周恩来为原型的，日、法混血儿，领导人俄国人卡托夫，德国人京的夫人梅，反革命者除未出场的蒋介石外，法兰西亚细亚康采恩总经理费拉尔。其它人物还有京的父亲老吉索尔。革命反革命成为相互存在的两极，仅仅在这两极形成的强磁场面，人物是相互联系的。此外马尔罗的小说世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的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世界[7]。吉索尔因为混血的身份试图通过革命达到恢复他做人尊严的目的，卡托夫做为职业革命家却和周围的人在行动上达成不了共识，梅深爱京却糊里糊涂委身于人，费拉尔老谋深算却连吃败绩而且是个性虐狂、老吉索儿耽于遐思于鸦片以死态静观生存。这便是马尔罗笔下的中国革命图景。 马尔罗很相信巴士卡的理论，而《人的命运》一名便取自于后者的一段名言： 请设想一下戴着锁琏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每天，当着其他人的面，将一些人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的同类的状况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 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形象比喻。 除此而外，马尔罗崇拜尼采、信奉瓦雷里施本格勒，对于他们对世纪末的精神危机现状的估计深信不疑。马尔罗因此而断言： 死亡，是无可驳辩的证据，证明了生丰收的荒诞生。 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中。 人不过是宇宙的一种偶然，艺术并不能拯救他。 于是马尔罗的伤口便成试图改变人的状况、命运。在马尔罗眼中，历史试图将命运改造为意识，而艺术则试图将命运改造为自由，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借助革命以摆脱人生的荒诞。马尔罗解释《征服者》说：如果它得以流传至今，那并不是由于它描写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片断，而且表现了一类英雄 [8]。《征服者》和《人的命运》中的人的状况到底如何？他们因为穷困而丧失了人的自尊蒙受了屈辱。如何摆脱这种荒谬？行动和死亡。革命是最好的行动《人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 阅读《人的命运》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人物（包括正反）都处于一种匆忙、烦乱之中，或者说，所有人的都处一种挣脱命运的行动中。京·吉索尔为摆脱一个欧亚混血儿的悲惨命运而选择了革命，老吉索尔则为对抗心中难以平静的思想狂潮选择了鸦片，最突出的中国革命者陈，为了对自己悲惨的命运提出抗议他选择了革命中的暗杀。无论是革命、鸦片还是暗杀，所有的人物一旦踏上这样的动作系统便永恒地身不由己地挂上去每个人都被抛向他的孤独，面对时间、痛苦和死亡无能为力单就这一点而言，马尔罗选择了与加缪相同的哲学意向，西西弗滚动巨石永劫不复的命运便是一种劫数、一种非人道、一种荒谬，但是人和西西弗的共同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便表现在勇敢地投入到这种悲惨的但毕竟是一种行动的抵抗中去。 这样的马尔罗便不是莫洛亚、莫里亚克、罗兰、纪德意义上的马尔罗了，相反，马尔罗一跃而成为海德格尔、萨特式的马尔罗了，对时间的敏感便成为一种自觉了： 压抑着我的是 我做为人的命运：我一天天衰老下去，时间这个惨无人道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就象癌细胞一样，不可挽回地蔓延开来[9]。 弗朗索斯瓦·陶朗洛分析道：时光、不言而喻就是死亡，也就是另一种屈辱。这些书中人物和创造他们的人越是对亡故无动于衷，那使生命转换为命运的死越发使他们心烦意乱[10]。 上述前提决定了我们不能提诸如《人的命运》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本质了吗、陈的形象不是歪曲了革命者吗马尔罗的小说具有环境的细节真实吗一类的问题。马尔罗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特色但手法又是相当传统的，借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表达现代主义思想家意识、使得阅读马尔罗时产生一些障碍：人物象影子，或者只有主干缺少枝叶，有关中国的场景是印象式的，革命似乎被简化成一些人的行动等等。但了解马尔罗底细后我们便可能释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便获得了解除了神学压迫的自由，而马尔罗面对自由了的人问人死了吗？人要死吗，便又将从盲从的自由中投入清醒的荒谬中去。这样，所有的马尔罗著作便成了拯救人于荒谬状况的箴言或教议书。 四、还原人物新人[11] 马尔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充分个性化的，但是将这些人物植入中国大革命的画面却显得有些单薄马尔罗忽视了做为形象的共性特性。 在印度支那时期，马尔罗曾认识了两个越南知识分子欣君和永君，欣君是顺化人，官吏的儿子，身上蕴藏着一种随时要爆发的怒火。他脾气暴露，容易冲动，《人的命运》中陈的原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马尔罗和妻子克拉拉在痛苦和失望中离开了印度支那，前来送行的仅有华侨国民党员的董瑞和唐代，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亦成为他笔下的一些革命者的雏型。 这即是说，马尔罗的多数人物均有所本但并非是中国的革命者，从风云变幻的印度支那去构想激情沸腾的中国，根据西贡和堤岸写出上海，透过科尼亚克（注驻印支总督）的刑讯手描写蒋介石的屠夫，按照卡第纳街的商人勾勒出外滩的掮客的面貌，从湄公河三角洲或西贡港社会的呻吟想象中国大地风云涌的起义，以青年安南运动的战友为模特儿创造广州的战略家，并因此而使其作品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12]。 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人物的行动力量上。 小说一开始写陈刺杀军火买办唐寅达，尽管做为杀手的他并不惧怕，但是当他完成暗杀后，而是一种童年以后为他淡忘了的既残酷又庄严的焦虑不安：他独自一人和死亡在一起，独自一人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所在，虽被恐怖和血腥味儿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可紧接着的一只猫却把陈吓得浑身瘫软，连身子都转不过来。[13]马尔罗一次次写死神和陈的行动间的屈折周旋。 当第一次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失败后，陈曾经想过过老吉索尔的话人临近死亡，这种赴死的欲望本身渴望传播，他已经将死亡当成生命的意义所在，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完全主宰[14]，后来老吉索尔的画家内弟嘉麻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观点（第185页），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虽然没有达到杀死蒋介石的目的，但毕竟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除陈而外，小说还写到其他各种行动：阿拉毕克和癫狂、卡托夫和革命、梅和爱情、费拉尔和性虐、老吉索尔和鸦片，通过各自的行动，小说才变得跌宕起伏令人不忍罢读。蒋介石转型后的直接行动便是大屠杀，而马尔罗笔下的屠杀行动是如此震憾人心，蒋的德国帮凶柯尼希曾说：最好不要过多地向我谈起尊严。我的尊严是把他们全都杀光。中国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所以呆在国民党里，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杀人，只有杀人的时候，我才象个男子汉，才能获得新生[15]。这样的行为准则其实也是蒋主子的，革命失败后，二百名共产党员将被处死。屠杀者们选取的是希特勒后来采用的焚烧活人的办法：将战败者送进机车车头让熊熊大火吞噬。 这也是行动。 京和卡托夫面对死亡早有预料准备：一旦需要便以氰化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在则当死亡来临时，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哭了，他们不惧怕死但他们惧怕火烧，在这种情况下，京和卡托夫分别将自己的准备的仅够本人用的氰化物让给战友，然后毅然走向机车炉膛。 这同样是行动。 在这里，马尔罗入木三发地描写了死亡制造者与抵抗死亡者的个性。我们不能因为《人的命运》中的主角是异国他乡人便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我们也不能以大革命后蒋介石没有采用上述方式处死革命者而对小说细节提出怀疑。马尔罗的情感倾向是明显的，他极端憎恶蔑视屠杀者，而对陈、京、卡托夫视死如归的行为满怀敬意。小说结尾，老吉索尔说出马尔罗要表达的心声：革命刚刚经受一场瘟疫，但并没有夭折，应该爱活人而不是爱死人。并且这样评价了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志士： 在对消耗殆尽的中国的血腥镇压中，在民众的苦恼和希望中、京的行动同原始帝国的碑文一般铭刻在江河峡谷之中。即使这些人以一种雪崩似的轰响把中中永远抛入黑暗之中，它也仍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 我们还能向马尔罗这位描写中国革命的法国作家要求什么呢？ 拉古杜尔的一段话也许更有道理：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传说性的材料，不是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真伪， 也不是马尔罗对当时的论断的确切性。重要的是他那时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所共同从事的斗争，是他与被殖民化与被侮辱的人们并肩度过的风险。 |
[1] 其他数得上的还有克洛岱尔、谢阁兰、圣谅佩斯、亨利本肖、萨特、波伏娃、罗布、格格不入里耶等。
[2] 柳鸣九、罗新璋《〈马尔罗研究〉·编选者序》，漓江出版社，1984。以下未注明出处的材料亦来源于此。
[3] 转引自杨志棠《怎样理解人的状况》外国文学研究82.4。
[4]转引自杨志棠《怎样理解人的状况》外国文学研究82.4。
[5] 《轻蔑之秋》，转引自《马尔罗与艺术创造》。
[6] 参见明兴礼（Dr Jmonsterleet）所著《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143~148页，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
[7] 《法国现代文学史》第78页。
[8] 转引自杨志棠《怎样理解人的状况》。
[9] 马尔罗《王家大道》。
[10] 《从艺术和行动中见出思想的一致》。
[11] 《法国现代文学史》转引德里厄·拉罗歇尔的话：马尔罗是个新人，也写出了新人。第77页。
[12] 《马尔罗：本世纪的一个人》若望·拉古杜尔
[13] 莫尔罗，Andre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人的命运》第5页（李王民、陈积盛译），作家出版社，1998。
[14] 《人的命运》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