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re : Dialogue imaginaire, la tentation de la miroire Critiques sur 《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d Andrι Malraux Auteur : Ning Hong Edition : 《World Literature》 Annee : 2002. (5 ). 想象的对话镜中的诱惑 解读马尔罗《西方的诱惑》 宁 虹
《西方的诱惑》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ι Malraux 1901-1976）写于1925年的一篇随笔，当时作者年仅25岁。他22岁第一次踏上亚洲的土地（1923-1924年）进行艺术探险。第二次重返亚洲是1925年，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办报纸揭露法国殖民统治的黑暗。这篇随笔即是他在回国途中的船上写成的。文章由一位在华旅行的法国青年和一位在欧洲游历的中国青年之间的通信构成。文章多采用复合句，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过分注重技巧。《西方的诱惑》虽然没有给他带来文学上的成功，却充分表现了马尔罗的敏锐、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东方哲学、文化的感悟并以此为镜，对西方文化进行的思考和批判。 2001年是马尔罗诞辰100周年纪念，法国各地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学术报告、展览。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断有人重写，2001年5月，伽里玛出版社又新推出了奥利维· 托德 (Olivier Todd) 撰写的篇幅巨大（618页）的马尔罗传记（Andrι Malraux une vie），由此可见马尔罗在法国的影响与地位。 一、镜像碎片 这篇随笔主要表现了马尔罗对生命意义的思索，虚拟的对话者是另一个试图站在东方角度思考的马尔罗，因而他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给他造成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拥有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者的经验，令人困惑、印象深刻、永不枯竭；因为发现了它无法衡量其广度的历史；因为这一震动发生在欧洲思想陷入危机的时候。[1] 马尔罗与东方的相识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而且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站在了时代风云的前沿，着力描写当时的中国革命，这是许多作家不曾触及的领域。马尔罗正是通过他的作品，向欧洲展示了剧烈动荡的中国。在这篇随笔中，虽然没有他后来写作《人的状况》时对人类命运那样深刻的认识，而是他那一代青年人在困惑中的探寻，因而表现出迷茫、愤怒和失望的情绪，但也仍然看得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轨迹。 中国曾经作为一个令人艳羡的伟大帝国形象出现在欧洲，关于它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和想象的产物。它辽阔、富足、神秘，令人向往。尽管这神话后来被欧洲殖民活动的枪炮打碎，但仍有一些法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中国并且有了亲身的体验。克洛代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肖、马尔罗。在这些文学大师身上，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并且使他们经历了某种转换，其中最深刻的要属马尔罗。他同样受到了中国的再塑造。他真正的体验无疑源自印度支那，但 他找到了神话的头号熔炼炉去锻造他的作品，法属印度支那只是引人登堂入室的的门厅罢了。革命情谊、政治争斗作为现代悲剧的形式，爱的无望、存在的谎言、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冲突和政治事件一样，马尔罗的故事是围绕二十年代动荡的中国展开的。[2] 如果没有马尔罗的第二次重返亚洲，没有在印度支那为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进行的斗争和与华侨的密切接触，他也许不会如此深刻地了解中国的风云变换和精神内涵，也就不会造就一个斗士马尔罗。两次到亚洲，前后相隔一年，他判若两人：第一次是为了赢利而来的盗墓者，第二次则成了为饱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印度支那人民仗义执言的斗士，可以说，是亚洲升华了马尔罗。 20世纪二十年代，正是西方的殖民后期，西方文化与思想随着殖民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同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 欧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精神家园，陷入迷茫。而东方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处于变古乱常的文化转型时期，都需要从他民族的文化中寻找出路，马尔罗就试图通过东方这面古老的镜子来照出西方的症结，化解西方的焦虑与不安。但他看到的中国危机重重，正急迫地要抛弃自己的灵魂向西方学习。西方对中国产生了诱惑。但在马尔罗的眼中诱惑是双向的，不仅仅来自西方，东方同样吸引着失去灵魂的西方。 正如马尔罗在前言里说的，A.D只是一个对中国拥有书本知识的法国青年，实际上就是年轻的马尔罗自己，虽说他拥有在印度支那的经历，拥有对他者的体验，但并不等于具有对他者的思想进行把握的能力，因此不能说他了解中国，他利用他的感知来想象中国。书本是一面镜子，映出古老东方的智慧，法国青年试图抓住镜像。镜子碎了，每一块碎片折射出一个他者的形象或一个陌生的场景，折射出一段东方的智慧，他试图去粘合，复原镜中的一切，但他无法办到，由此感悟出生命是梦境与荒诞的镜子，就像镜中的他者（东方），它诱惑你，你却无法抓住它。马尔罗对这一状况是非常失望的，他试图用东方来批判西方，但他面对的却是镜中的幻象：西方和东方注视着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且投身于镜中诱惑的游戏。现在只剩下一个智慧的基础被蛀蚀的中国，面对这种衰败的，是没有头领的欧洲，是十足的制造财产的欧洲。他们彼此还有什么可羡慕的，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通过镜子的碎片，一切仇恨都涌上来。[3] 马尔罗在两种文化间寻觅、比较，他无法找到答案。询问历史中的精神文本，询问另一形态的精神，意味着要求它对现时历史负责，要求它对精神困境给出确实可靠的解答。[4] 欧洲价值体系的动摇，东方精神的危机，人类赖以存在的精神面临被彻底摧毁，基督教世界所铸造的关于人的观念，在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讯之后陷入了虚无与荒诞之中。人类思想在20世纪面临的致命问题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都遭到正当的普遍怀疑，从一方径直走向另一方都不是出路。[5] 马尔罗想象中的对话没有带给他期望的结果。 二、生命荒诞 失望之下，马尔罗愤怒地宣称：上帝死了以后，人也死了。作为人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生命是荒诞的，只是偶然的延续。欧洲成了他死去的光荣、活着的痛苦。亲身感受了世纪之初风云变换的马尔罗，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双重十字路口，陷入了痛苦与混乱中，迷失了方向。他是较早对人生是荒诞的命题进行揭示的西方作家。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主题都是不断地追问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存在的意义。《人的状况》的整个主调就是人与命运的抗争。但是他的人物都沉浸在孤独之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梦境中的怪物。《沉寂之声》中，倒数第二章就是以命运二字结尾的，全书则是以作为人的力量和荣誉结束的。实际上，整个最后一章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对人的命运的反复咏唱。 既然对最本质的东西提出了疑问，马尔罗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他在《西方的诱惑》中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不会到宗教里去寻求解脱途径的态度。两种文化比较的过程是他经受精神冲突的过程，而这个冲突源于对两种文化的历史中精神的意义追问。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人活着就是一种荒诞，面对这种荒诞，思想者们或者自杀或者发疯，总要有一种方式来承受这种状况，马尔罗选择了行动。后来的萨特和加缪以哲学来承受荒诞，马尔罗则用行动让自己忘掉生命的荒诞和无意义。 在此，我们可以挖掘出造成马尔罗对生命认识的根源。同时，也能看出亚洲的影响使他在以后的作品中更注重的是从整体、从整个人类、从人与宇宙的关系去思考问题，表达的是人物的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他并不注意人物的个人状态，而是更希望赋予这个人物代表宇宙间普遍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普鲁斯特和莫利亚克的小说人物更倾向于以个体的细节和行动的具体来塑造人物，而马尔罗则让人物自身具有代表人类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更注重整体而不是局部，这就使作品具有宏大而深厚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点恰恰得自东方思维的影响。他在《西方的诱惑》中就准确地比较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而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东方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我对中国观察了近两年，它对我的改变，首先是西方关于人的理念，我不再能够接受人是独立于情感强烈程度之外的观念。[6] 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马尔罗认识到那个试图将世界精确地量化、科学地分类的西方思想并不能很好地解说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罗在他的冒险生涯中对人的总体状况作了一番考察，结果发现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使人摆脱作为人的荒诞的命运，每一种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企图摆脱这种荒诞的状况：应该自我麻醉，这个国家（指中国译注）有鸦片，伊斯兰有大麻，西方有女人 也许西方是用爱情来摆脱他作为人的状况的方式 [7] 从写这篇随笔起，马尔罗的判断从未离开过当代西方的独特性这个主题。他摆脱各种意识形态和习俗风尚，提出的始终是原来的问题。就是从这里，从他无力回答，从他仅有的感觉，从他没有的感觉，他变得充满激情地对认为有一种回答的各种文化产生好奇心和妒嫉心。[8] 在他的意识中，总希望能找到一种有答案的未知的文明，因而对文明的载体之一艺术充满了好奇和探求的欲望，这就是他为什么投身于艺术研究的原因。 长期以来，这篇随笔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评论文章在提到它的时候都是一带而过。然而仔细阅读，我们却从中看到了马尔罗后来文学创作、艺术观点的清晰脉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亚洲对马尔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马尔罗后来写作的两大特点在此已有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从写作手法上看，虽然这是一篇书信体随笔，但实际上是对话，通过语言的交锋激荡出思想的实质和内涵。马尔罗喜欢对话手法 直截了当地揭示对话双方的思路发展和心理活动， 马尔罗利用这种戏剧化的文学手法，发掘人物交谈的本质和精髓。[9] 其次，采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文章的开篇是法国青年对中国的印象，仿佛是无数混乱记忆的重合：幅员辽阔，从椰树到沙漠；神秘而封闭，巫师在广场中央被处火刑；女人的三寸金莲，潜入中土的耶稣会传教士，深宫里的帝王、后妃，战场上的金戈铁马与遗骨，会讲复杂语言的鹦鹉 那是劳作的中国，鸦片泛滥的中国，梦中的中国，是个戴着黑色罂粟花冠的瞎眼老人。这里，马尔罗写作的另一独特风格已经开始形成，他频繁地切换镜头，挑选、组接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10] 同时，这篇早年随笔的某些场景在他晚年的《反回忆录》中不断出现：我见过以前奄奄一息的中国，看见过狐狸在城墙上紫菀丛中跃过的影子。城墙下，戈壁滩来的骆驼，背上挂着白色冰霜，慢慢地在行进 皇后的宠臣的遗骸被狐尾装饰的箭钉在墙上 [11] 以及再见到故宫时，对当时八国联军士兵暴行的回顾，令我们想起王洛的话。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对历史和景色的描绘都是在时空交错的状态下进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亚洲对马尔罗确实产生了贯穿他一生的影响。 三、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在这篇随笔中，有一条主线若隐若现地呈现出来，即为人类寻求解救苦难的良方。东方镜子的碎片呈现的无可奈何成了他笔下的蒙太奇场景。当时的马尔罗还不具备总结、归纳这些状态的能力，随笔只表现了他的观察力和体验，然而他一生致力于求解人类精神痛苦根源的努力则显然发端于此。 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形而上的支配权总在少数人手中，而影响却极大。对形而上产生影响的往往又是少数文化精英。在这种影响与支配的过程中，西方传统价值观中的二元对立，社会思潮中激进于保守的对立，一直构成西方文化转换、调节的内在张力。 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生命永远处于冲突对立之中，并且没有任何归结点，由此而构成 一种命运。人虽然解不开命运之迷，却又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12] 作为文化的动物，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态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从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历程来看，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们在不断的探求中被一次次击败，却又一次次从新的角度审视世界与生命，给20世纪留下了众多的文化思潮和精神财富。马尔罗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培育他的法兰西文明本身就有着深厚的关注社会和现实的传统。在法国，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是从十九世纪末，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和象征的。1894年至1906年间，发生了震撼整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被指控向德国提供军事情报。围绕这一政治事件，法国文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1898年，左拉发表了著名的公开信《我控诉》，认定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当时一大批教授、作家、画家纷纷放下手中的笔，投入到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人道报》的创始人若雷斯被视为人道主义的精神领袖，得到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这样的大作家的支持，其对立面则是以莫里斯· 巴雷斯、保尔· 布尔热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思潮中激进与保守两种潮流。 这一事件激励着知识界和文学界投入行动，反过来，这群人又致力于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一种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依据。从此，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知识分子。左拉的宣言即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如果说以前的文人、作家，如伏尔泰、雨果在他们的时代为了某种价值观而单打独斗的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则以一个群体来充当世界和宇宙之间的中介。[13] 一种新的理念已经诞生：即作家的，或者说是本体论的使命观，就是要在正义、真实、善良和国家的空间之间成为中间人。因为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康德主义在大学盛行、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教会与国家分离、新闻媒体报刊的出现，从哲学、神学、政治和宣传等方面催生了这一理念的诞生。但是，后来的一切都印证了知识分子左冲右突的窘境。在交织着各种矛盾的复杂社会中，在正义、真理都遭到质疑的时代，如何充当世界与宇宙的中间人？ 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是对社会的参与意识特别强烈，在20世纪世界的重大事件中几乎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德和马尔罗还受法共委派前往柏林为在国会纵火案中受到诬陷的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辩护。 20~30年代的社会动荡动摇了人们的乐观情绪，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以及人的行为的具体性这些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主客体的双重性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对现实的感知使人体验到只有在各种不同的障碍进行较量时人才能认识自己。20世纪的法国文人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把生活视为一场真正巨大的历险。在以马尔罗为代表的一些人看来，个体介入各种具体的行动，寻求自身真正的自由，必然要求人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无限的创造精神，它体现着一种正视社会生活现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 马尔罗笔下的人类世界，乃是一个无休止的冲突世界、无意义的荒诞世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革命的理想和旧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个人内心矛盾的冲突等等，构成了马尔罗小说的无意义性。而要战胜这种无意义，就必须介入、参与，采取无论什么样的行动。他的参与和行动更多是出于哲理的探究而非政治的动机。试图探寻人类命运奥秘的途径，探索人生而非图解人生，在历史的而非想象的情势下抓住受到威胁的人类命运或处境。[14] 马尔罗以亲身的经历和实际的介入表达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认识，也为我们考察法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提供了佐证。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马尔罗：《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Grasset 1925年版 2、
安德烈·马尔罗：《人的状况》，（La condition humaine）Gallimard 1946年版 3、
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马尔罗传》，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4、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见钱培鑫著译本序，漓江出版社 2000年版 5、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马尔罗传》，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5、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7、（法）毛磊：《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跨文化对话 4），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8、Henri Dumazeau. Profil dune oeuvre 12 La condition humaine Malraux.
Hatier, 1970. 9、周春生：《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0、（法）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版 11、张泽乾等著：《20世纪法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 1998年版 |
[1] （法）毛磊：《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见（跨文化对话 4），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第67~68页。
[2] 同上。
[3] 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马尔罗传》，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第176页。
[4]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19页
[5]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20页。
[6] 安德烈·马尔罗：《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Grasset 1925年版， 第123页
[7] 安德烈·马尔罗：《人的状况》， （La condition humaine）Gallimard 1946年版， 第228页
[8] 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马尔罗传》，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第399页。
[9]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见钱培鑫著译本序，漓江出版社 2000年版，第9页
[10] 同上。
[12] 周春生：《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页
[13] （